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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是经济学概念,意指国有经济在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份额的缩小或退出;反之,亦然。
如今,“国内首富”王健林欲挟30亿元巨资全面进入中国足球,还要争取一定的话事权。如此“国退民进”来得正是时候。
其一,中国足球被原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经营了60多年,仍是中国体育最大的“硬伤”;特别是职业化改革17年,中国足球不仅未当上排头兵,反而成落后、腐败的代名词。现状说明,中国足协没本事,必须靠边站;起码,要像韦迪信誓旦旦说的那样:管办分离。
其二,怎么离?仍在体育局内部“近亲繁殖”?绝对不可。中国体育在现行体制下运行,其封闭僵化、因循守旧远超人们想象,严重滞后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改革步伐。比如,对李娜等“网球金花”的管理,从2009年才开始采用各行各业已用滥的“停薪留职”一招,还美其名曰为“单飞”,而且是“举国体制的形式创新”;排球联赛章制匮乏,人才流动“死水微澜”,球场接连发生威胁赛区安保和赛事正常进行的群体事件,排协要么视若无睹,要么束手无策;在羽毛球、跳水等诸多领域,看似管理者“一言九鼎”,其实是“封建家长制”……
其三,足球曾是中国体育响应国内改革开放大势的先锋,如今也应成为中国体育“二次改革”的响鼓。17年前开始的足球职业化改革,领导权左手交右手,导致中国足协官商一体、管办混淆,监守自盗,贪腐横行;如今是时候打开大门,向能者、向社会公众、向民间企业交出职业足球经营权。
“国退民进”或已势不可当。今天若不是王健林们找上门来,明天也必将有许家印们毛遂自荐。
况且,王健林难以拒绝,不仅因他掏得起30亿元或更多。据新华社消息,王健林目前的运作,不在中超公司(或中国足协)的层面上;一旦谈成了,中超公司只有执行的份儿。这意味着,王健林已经“通天”。这不奇怪———王所担任的“全国政协常委”,虽无明文认定级别,却可参照“部(省)级”。年初,他作为国内企业界唯一代表所参加的中国足球研讨会,正是由主管体育的最高官员、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延东亲自出席。王健林之身份特殊,可见一斑。
其实,北方邻居俄罗斯,四五年前已开始引入富商巨贾协助运作足球、击剑、射击、冰雪等运动和协会。他山之石,或可攻玉。休管王健林如何“上位”,只要能令中国足球旧貌换新颜,白猫黑猫都是好猫。
(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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