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迎来二次革命

猪拉多纳

王健林的二次革命

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将要投入中国足球的30亿人民币，已经被认为肯定会掀起中国足球的大革命。假如王健林真的要推动这样一场革命，我们可以将它看成是自1992年中国足球红山口会议以来的二次革命，前者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至少在形式上宣告了中国足球告别专业体制，跨入职业足球领域；我们也可以看成是2004年徐明等人发动的那场G7未遂革命以来的第二个来自体制外的革命行动，但“G7革命”是形而上的一场“意识形态革命”，夺权是关键。这一次却是建立在30个亿的雄厚经济基础之上，也因此万众瞩目。

“红山口”不是革命，只是一场应景的改良

1992年中国足球在国际赛场上再次经历惨败后，中国足协领导层意识到了中国足球已经全面落后于亚洲一流水平的现实，在京郊的八一体工大队训练基地即红山口基地举行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确定了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发的展方向，“红山口会议”也因此成为中国足球从专业化向职业化转轨的里程碑。

伴随着1994年开始的全国足球职业联赛所掀起的热潮，渐渐迷失了方向。中国球迷经历了从1980年代以来的连续打击，1994年突如其来的职业联赛，第一次被冠以了赞助商的名义，12支球队也第一次不以省市区队的名义出现在公众面前，并开始公开允许球员在球队之间流动，甚至在上海申花队，还有了一名叫做瓦洛佳的俄罗斯外援。新奇感让球迷在一夜之间就回到了体育场，这样的热闹场景，延续了将近10年，直到中超来临，才消失殆尽。

“红山口会议”真正解决了中国足球从专业化向职业化转轨的问题吗？在将近20年时间过去之后，答案是否定的，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与1992年相比，不仅没有质的飞跃，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有所倒退。“红山口会议”确立职业化方向第一诱因是国家队冲击世界杯的惨败，长远来看则是配合申办2000年奥运会这个总路线，寄希望于“职业足球”这幅灵丹妙药，为中国足球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

“动机不纯”是中国足球这一次革命的特征，任何一个真正的职业联赛都不会以国字号球队的国际大赛成绩作为最高目标，因为这不是俱乐部的最高目标。国家队与联赛之间的这对辩证关系，中国足协未能也不可能处理好。在“中国足球”这个笼统的棋局之上，放进了国家队和职业队这两枚棋子，中国足协还没有那么强大的腾挪手段和空间。


1997年和2001年两度冲击世界杯，都是全联赛总动员，而国家队战绩依然差强人意，难免让人产生了对职业联赛的不信任感。接替王俊生出任足管中心主任的阎世铎是怀疑派的代表人物，他就曾经做出过遮掩的描述——英超联赛堪称世界第一联赛，但英格兰国家队并不总是、而且很长时间都不是世界第一。阎世铎以此作为他那一届足协阉割联赛的依据，此后建立的中超联赛，不过是因为用了差不多三年时间让本身就很孱弱的职业联赛停摆，而不得不做出一个找补，因此中超联赛比起它的前世甲A联赛来说，更是一个职业赝品。

中国足球的第一次革命只是一场应景的改良，它带给中国足球的最大变革，并不是它建立职业联赛模式，而是它引进了职业联赛这个概念。而且在市场化和举国体制的夹缝之间，同时也经历假黑赌的涤荡，这个概念并没有被消灭，红山口会议也因此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迄今最值得书写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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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革命也不是一场革命，是一场“未遂政变”

2004年底因北京国安罢赛风波引起的大连实德、北京国安、深圳健力宝、青岛颐中、沈阳金德、辽宁和四川冠城七家中超俱乐部发起“投资人会议”，抛出足球改革13个文件，号召建立职业联盟，俱乐部投资人掌管职业联赛，将中国足协彻底边缘化，史称“G7革命”。

如果说“红山口会议”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良，“G7”发动的则是一场自下而上、自体制外予以体制内的一次造反。但这是一场革命、或者又是一场动机不纯的革命吗？我们可以看到，在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为首抛出的“13条”中，的确有无数条切中中国足球的时弊，也喊出了中国足球改革势在必行的呼声。

但让这场革命无疾而终的结局是理所当然的，首先，他们并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这场革命的领袖和路线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只是达成驱逐中国足协的一致，在他们设想的“中足联”框架里，没有给中国足协留下一席之地。这种形态，对革命的鼓动工作是有利的，因为中国足协不佳的社会形象，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田地。“G7”如何将革命引向胜利目标，大概只是在瓜分胜利果实的时候才能确定，这是一场草莽革命。

最致命的问题还发生在革命者自己身上，在7家俱乐部中，后来被勒令剥离、同属一个投资人就有大连实德和四川冠城两家，与沈阳金德、辽宁队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关系。而深圳健力宝老板张海的背景则更为复杂，这场革命大幕刚刚落下，他就因其他领域的案件而锒铛入狱。“G7”是先天不足有缺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G7革命”的核心是夺权，因此与其说它是一场革命，还不如说是一场未遂的政变，或者说是因一突发事件而导致的性格革命。这样的革命当然是短命的，阎世铎兵不血刃地就瓦解了他们，给予革命者的安慰是组建了一个由中超各俱乐部参股的中超公司，但这个公司的话语权并没有掌握在任何投资人手里。

即将可能爆发的“万达革命”与“G7革命”的相同之处在与他们都是来自体制之外，来自（过去的）俱乐部投资人。但最大的不同是，王健林这次火力强劲，30亿的资金是足以“击溃”中国足协对权力进行最后的保卫。但这次革命有可能是温良的，假如这是一次酝酿已久的革命行动，王健林一定得到了更上层的支持，而这些资金足以让他在国字号和职业联赛之间做游刃有余的施展，中国足协被自然边缘化，甚至被王健林“收编”。

猪拉多纳

我们需要王健林和他的革命吗？

王健林在1994年为什么要介入足球一直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他在退出之后的自我解释，却成为后来那些退出足坛，或准备退出足坛的老板们的标准答案——因为热爱而进入，因为不堪忍受足坛的假、黑、乱而退出。

但有一个可以肯定，在王健林的1994至2000年间，尤其是在所谓“大连万达实德”这个貌合神离者产生之前，他是中国足坛最疯狂的烧钱者之一，也是甲A时代诸多俱乐部攀比炫富的一个焦点人物。后来很多年，人们都在探问王健林烧钱的动机，是因为他的商业行为需要这样的公关效应吗？还是他必须在X府部门面前做出这样的举动，擦亮大连足球这块招牌，以换来在大连的政策支持？

但王健林后来退出了，这一举动也激怒了中国足协，阎世铎曾经放言：一旦退出足坛，就终身不得再入。王健林宣称自己的退出绝对不是因为广告打够了，也不是因为搞足球不能得到政策倾斜了，他指责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是伪职业，这是他退出的关键。

04、05年间曾经传出过王健林想重返足坛，甚至曾经想从徐明手中回购大连足球的说法。但这个消息遭到了王健林的否认，“每年贴几千万，万达贴是贴得起，可是我这个企业不像有些大型的国有企业，我不可能把我的企业创造30％、一半，甚至更多的利润贴到足球上去。就算我愿意，我的股东、我的董事。我的员工也不一定同意。”王健林甚至“奉劝今后其他的企业家搞足球，冷静一点。”

但是仅仅只过了几年，王健林重返足坛的消息就变得很真实了，但他的胃口已经不是大连足球一家，而是整个中国足球。著名体育媒体人黄健翔曾说“应该让王健林当中国足协主席”，黄健翔解释他这样说的原因不光是王健林有钱，在退出足球圈这10年，其财富更是疯狂增长，尽管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但让王健林出任足协主席，更重要的他有对足球的热爱。财富加上情感，则天下无敌！


时至今日，万达方面都没有关于投资中国足球的正式声明，但已经不是停留在“蠢蠢欲动”的层面上，王健林的发言人石雪清表示，就在这几天就会有最后消息。而他也笑谈，他看到了网上如黄健翔们吁请王健林出任足协主席的言论，可见，万达的确要回归了。针对王健林退出时所说的，“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职业职业足球”，既然中国足协不能给王健林一个“想要的”职业足球，王健林则自己给自己打造一个职业足球来。

因此我们需要王健林，在中国足球因长期积弊而衣衫褛烂的时刻，我们需要王健林的财富来为中国足球输血。在中国足球已经失去人心的情况下，需要王健林这样有足球热情的人士，来重新抬升人气。但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王健林，而是王健林的革命，一如他的“订单商业地产”之类的商业革命，而不是阿布拉莫维奇游艇美人般的视足球为玩物。

猪拉多纳

王健林回归的意义

王健林的足球二次革命，不是一次“民主革命”，而是让中国足球诞生了一位“独裁者”，在当前乱局之下，或许这是最好的选择。与阎世铎、谢亚龙、南勇、韦迪这样的“独裁者”相比的，我们不能得到“民主”，就得到一个更好的“独裁者”吧。如果我们分别将万达回归当成红山口会议或G7的继续革命，我们可以认为它的意义在于，王健林有可能将那两次革命的理想或口号，变成一种现实。

红山口会议提出了职业足球的概念，但在将近20年的实践中，没有能够将这个概念变成现实。尽管中国的足球联赛里有了赞助商，有了球员转会和外籍球员，也有了俱乐部的转让收购，但中国足球并没有形成职业足球的大生态。在世界杯和奥运足球的压力之下，联赛也为之变形，足协利益和俱乐部利益严重对立，中国足协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为此做出改变。

可以说，中国足协迈出了将足球交给市场这一步后，却不愿意迈出自己从衙门走到市场的这一小步，在所有实行职业化的国家足协里，可能只有中国足协还有正局级副主席这样称谓。而为了维护这些称谓，阎世铎们可以做出阉割联赛的荒诞之举。而在社团组织与行政事业单位双轨制下面的中国足协，一手抚摸着市场跳动的脉搏，一手包揽着正局级这样的乌纱，出现谢亚龙、南勇这样的墨吏就在所难免。


王健林回归的第一步可以彻底改变中国足协几十年如一日管办经营不分的弊端，也可以根除腐败，王老板总不可能贪污自己的钞票吧！其次，在强大的资金支持下，王健林可以实现真正的全球囊罗人才，而不似不久前中国足协挂羊头卖狗肉搬的“全球招聘中超老总”，组建真正的精英团队，管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足球。

而王健林一定不在乎中国足协主席这顶正局或副部的官帽，类似世界杯、奥运这样的“庆典工程”，则应建立在职业足球水涨船高的基础上，而不是当年整体“保送”健力宝，或现时代高洪波式圈养制这样的拔苗助长。王健林以其资金作为“担保”，以其热情和专业团队作为依托，体育总局给予一定的时间空间，让中国足球至少在操作层面，走到相对合理的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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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是在革谁的命？

红山口会议革了“资本主义禁忌”的命

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前，整个中国足坛依然是计划经济模式笼罩，当时地方足协的运作经费完全仰仗总局的拨款，只是有限的拨款根本不能实现中国足球的想要进行高水平的训练和比赛要求，出国比赛更是天方夜谭，甚至到后来还影响球队正常运转。随着中国足球冲击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失利，中国足球的改革迫在眉睫（当时计划中国可以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只是依靠行政拨款已经无法实现中国足球的前进，依靠社会力量势在必行，但是当时中国体育界还没有谁敢吃“职业化”这个螃蟹，因为这属于资本主义的“禁忌”。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1991年南方一家药厂想要冠名赞助中国女足的，对于当时穷得叮当响的女足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就是这样的决议在当时还是体委的会议上怎么也通不过，因为这涉及到了资本主义。其实当时走职业化的决议也遭到了像徐寅生、李富荣这样的体委高层的反对，理由倒不是一些具体技术性的问题，而是职业化体育在中国没有先例与之前的专业体制相违背。最终还是在国务委员李铁映的支持下，中国足球开始迈出了重要的职业化第一步。地方足协放手自己的球员归属于职业俱乐部，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地方足协的“资源”，但是也算是帮地方足协摆脱了一个大包袱，所以反对的声音倒也不是很大。可以说，红山口会议是中国足球的第一次革命，他革的是中国足球专业体制的命，革了中国足球对“资本主义禁忌”的命。

二次革命矛头直指中国足协

中国足球沦落到如今的地步，作为主管机构中国足协自然难逃其咎，而红山口会议之后的中国足球，之所以一直被称之为“伪职业”“半职业”，这也与中国足协有着莫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我们的中超联赛虽然号称职业联赛，也有中超公司这样的商业机构进行商业开发和运营，但是联赛的经济大权实际上都是掌管在中国足协手里（中超公司实际为中国足协控制）。联赛的投资来自社会企业、国有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却是来自体育局的官员，他们不但是联赛的组织者、规则的制定者还拥有绝对解释权。


这就造成了最致命的一点：管理者的背景并不代表投资方，所以他们完全不需要对投资方负责，反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面对投资方。作为管理者，不需要对投资人负责。中超运营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人能够说清联赛每年到底挣了多少钱，作为联赛的投资着中超俱乐部每年分到的利益也少的可怜。在没有资方压力的情况下，中国足协只需要每年为总局上缴利润，其余盈利具体如何分配，外人不得而知，而南勇、杨一民等人的黑金收入自然也就在此。

此番王健林一旦全盘接管中国足球，只要能够获得足够的权利，那受到最大冲击的无疑是是中国足协，甚至是体育总局。因为王健林要开展职业化运营，就需要对联赛的主体即资方负责，最不济的情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体育权利机构的束缚，职业经营中国足球。如此一来，一旦被剥夺了经济大权，中国足协受到的冲击无疑是很大的。

猪拉多纳

体育产业爆破口

北京奥运会，中国军团席卷51金，举世瞩目。也是在北京奥运会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要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要求。而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还有一个标准就是体育产业化水平和体育市场化程度。

其实中国是上世纪90年代才提出体育产业这个概念的。当得知早在1980年代美国的体育产业就占其GDP的1%时，国人恍然大悟，原来，国民经济中还有这样一个组成部分？原来，每天跑步打球游泳，也能纳入到宏伟壮丽的GDP中！然而，经过很多年的探索，中国的体育产业还只停留在经济概念游戏上。

2009中国体育高峰论坛上，谈起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现状时，李元伟曾直率说道：“目前中国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体育。”职业体育应该有怎样的标准？我们无法用欧美社会成熟的职业体育作为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标尺，但是扎根于市场的独立运行、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形成产业化的经营格局，都应该是职业体育在中国发展的标准。从这些角度去分析，中国篮球和足球的职业联赛，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职业体育的水准。

虽然中超还远未达到成熟的职业化标准，但是纵观中国体育界，中国足球已经是职业化最好的一个项目了。职业俱乐部投资进入联赛，球员转会相对自由……等等这些在中国足球已经成型的东西，在中国体育的其他项目中都是先进的了。中超相比甲A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成立了专门的中超公司，从而以理论上独立的方式对于联赛进行商业运作，至于各家俱乐部则可以入股中超公司，对于公司的商业开发有一定的话语权（虽然少的可怜，但毕竟老板参与到了其中）。从项目框架上来讲，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框架已经是中国体育界最完备的，而且对于足球的热情，群众的参与度，足球项目也是其他项目难以比拟的。


2010年3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一场自上而下的中国体育产业的改革势在必行。面对如此纷繁杂多的体育项目，中国体育产业改革应该选谁做排头兵呢？答案显而易见，有着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首当其冲，虽然中国足球遭到的骂声最多，但是群众对于足球的热情毋庸置疑，足球产业改革如果成功，影响范围也是巨大的。而且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底子”也最齐备，问题早已暴露无遗学费交了太多，改革相对容易无需从头再来摸着石头过河，况且足球产业的成功在国外都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案例可以参考。

在这一切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条件下，中国足球，无疑又担负起了中国体育产业改革排头兵的角色。

猪拉多纳

从红山口到王健林

1992年6月，王俊生主持召开的红山口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进行职业化改革的方向。整整19年之后，当王俊生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之后，换成了另一位王姓大佬来推动中国足球改革。出任足球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王健林，当年曾是红山口会议的受益者，如今又将继续发扬光大红山口会议的精神。

红山口会议的召开，可以说是内外综合因素下的产物。以内部的足球环境而言，中国男足当时接连在世界杯预选赛、亚运会淘汰赛和奥运会预选赛中遭遇败绩。成绩跌落谷底的表现，令人开始反思原有体制是否已落后于时代；以外部的社会环境而言，当时正值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的萌芽阶段，于是用职业足球来取代举国体制，也就很容易在各方面达成共识。

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王俊生在红山口会议上获得李铁映等高层领导的支持，从而顶住了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会议原则同意了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对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王俊生本人曾有这样的论述：“至此，被广大业内外人士誉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红山口会议胜利闭幕了，而与此同时，中国足球新的长征开始了。”

应该说，红山口会议的确具有历史性突破的意义，解决了中国足球“到底要不要搞职业化”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这次会议也存在着必然的局限性，那就是无法解决“到底如何搞职业化”的问题。

事实上，在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只有一知半解的那个年代，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注定不可能彻底。对于职业足球进行操盘的，还是王俊生等一批出自于举国体制的足协干部。即便他们个人付出再大的努力，终究难以真正触摸到职业足球的内核。于是在甲A联赛度过最红火的几年之后，人们逐渐发现中国足球在体制上的先天不足，甚至将其称为“伪职业化”。

所谓的“伪职业化”，就是尽管中国足球理论上运行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中，但经营权却被掌握在一批不懂市场的领导干部手中。与此同时，那些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摸爬滚打多年的俱乐部老板，却无法在中国足坛充分运用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打个比方说，这就好像一边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另一边却出现了上好食材在外行厨师手中被糟蹋的情况。至于最后为此埋单的，自然就是广大消费者——中国球迷。


至于王健林的本次出山，预示着上述困境存在着被打破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管理层现在开始着手解决红山口会议上没能解决的问题，开始探寻一种让足球真正行走在职业化轨道上的方式，所以才会引进王健林这样一位既熟悉足球也懂得市场的商人，不再是继续在举国体制内部寻找下一个谢亚龙、下一个南勇。

王健林主导的这次变革与“红山口会议”，两次变革的核心思想都是：职业化。第一次变革是要解决要不要搞职业化，怎么搞职业化的问题，而这一次王健林面临的问题则是：解决怎么搞好的问题。

当然，现在就断言王健林能取得成功还为时尚早。但无论如何，这至少反映出管理层在思路上的积极变化，也让球迷看到了中国足球摆脱“伪职业化”的希望。未来由王健林推动的改革，既是对红山口会议的一种落实，更是对红山口会议的一种深化。

(本文来源：网易体育 作者：妙红、方律师)